不久前，全球領先的支付公司Stripe的聯合創始人帕特里克·科裡森（Patrick Collison）提出了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。他發了一張圖表，上面是蘋果(AAPL)、微軟(MSFT)和Google(GOOG)三家公司的市值增長曲線，從2010年到2025年，三條線幾乎完美地平行飆升，從約2000億美元的體量，一路狂奔至接近3兆美元的巔峰。圖片 | 來自網路科裡森問道：“這些公司表面上從事著完全不同的業務，但為什麼它們的增長動態看起來如此一致？這背後到底是什麼解釋？”這個問題引來了多方關注，其中最引人注目、也最大膽的回應，來自著名的思想家、前Coinbase首席技術官巴拉吉·斯里尼瓦桑（Balaji Srinivasan）。他的解釋是，傳統經濟（legacy economy）正在日落，網際網路經濟（Internet economy）正取而代之。巴拉吉同時附上了一張更為震撼的圖表。這張圖比較了從2005年到2025年間，“科技七巨頭”（Magnificent 7）與標準普爾500指數中其餘493家公司的表現。結果令人瞠目結舌：七巨頭的增長曲線如同一飛衝天的火箭，指數從100飆升至3500左右；而另外493家公司的曲線，則幾乎是一條毫無生氣的地平線，增長近乎停滯。這兩張圖，兩段對話，在我們看來，是“新質生產力”最形象的註腳——這代表的不僅僅是幾家公司的成功，更是一場正在全球範圍內發生的、深刻而無聲的經濟革命。我們今天想從資料、案例和邏輯層面，去理解為什麼說“舊經濟”正在緩緩落幕，而一個由程式碼、網路、資料、AI驅動的“新經濟”時代，正噴薄欲出。01. 正在褪色的舊經濟要理解這場變革，我們首先要清晰地定義什麼是“傳統經濟”。它並不僅僅指那些冒著黑煙的工廠或古老的行業，而是指那些在工業革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、以物理實體為核心的經濟模式，包括了我們熟悉的製造業巨頭，如通用汽車；能源領域的埃克森美孚；傳統零售業的沃爾瑪；以及大型製藥公司輝瑞等。這些行業的共同特點是，它們的增長與物理世界的限制緊密相連。它們的擴張依賴於高昂的資本支出，需要建造更多的工廠、鋪設更長的供應鏈、僱傭更多的工人。這種增長模式是線性的——產出的增加幾乎總是需要投入的同比例增加。此外，它們身處嚴密的監管體系之中，無論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（FDA）還是環境保護署（EPA），都使得創新步伐相對緩慢。而這些曾經的經濟支柱，如今正增長乏力。據美國經濟分析局估計，自2018年以來，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年均產出增長率僅為2%左右，而科技行業的這一數字則高達7%。此外，2022年，在整體經濟增長1.9%的背景下，數字經濟的附加值增長了6.3%，在2013年至2022年的十年間，僅六個科技相關產業就貢獻了美國經濟增長的35%。02. 新經濟的崛起與傳統經濟的線性增長和物理束縛形成鮮明對比的，是網際網路經濟的指數級潛力和無邊界特性。這是一個以數字為基礎、由程式碼建構的世界，其核心驅動力徹底改寫了商業規則。首先是網路效應。Google之所以能佔據全球92%的搜尋市場份額，Meta能吸引全球近七成的社交媒體使用者，正是因為它們的服務會隨著使用者數量的增加而變得更有價值，從而形成強大的護城河。使用者越多，資料越多，演算法越智能，服務體驗越好，從而吸引更多使用者——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正反饋循環。其二是人工智慧與自動化的賦能。越來越多的創業者與投資人開始關注“一人企業”，得益於AI，一個僅有一到兩名成員的初創團隊，如今有可能通過發行代幣和採用精益模型，創造出價值10億美元的公司。AI極大地壓縮了從創意到產品的實現時間，讓小團隊也能撬動巨大的市場。最後，是零邊際成本的全球規模化。微軟的Azure雲服務可以為全球數十億使用者提供計算能力，而服務新增一個使用者的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 軟體和數字產品可以被無限複製和分發，不受物理庫存和物流的限制。現在，我們再回頭看科裡森關於蘋果、微軟和Google增長同步性的問題，答案已然清晰。儘管它們的主營業務——硬體、軟體和搜尋——看似不同，但它們都站在了同樣的技術浪潮之巔。它們都在大規模投資人工智慧，都依賴於強大的雲基礎設施，並通過建構各自的生態系統深度鎖定使用者。它們的增長不再受限於生產了多少部手機或賣出了多少套軟體許可，而是取決於其網路覆蓋的廣度、資料處理的深度以及AI驅動的創新速度——這些正是它們能夠突破物理世界的桎梏，實現同步、指數級增長的根本原因。03. 七巨頭新質生產力的代表這場經濟大遷徙的最好例證，是“美股七姐妹”——蘋果、微軟、Alphabet、亞馬遜、輝達、Meta和特斯拉。它們的總市值如今已經佔據了標準普爾500指數約34%的驚人比重，從2015年的12%大幅躍升。在2023年，這七家公司的集體回報率高達75.71%，而同期標普500指數的整體回報率為24.23%，2024年的表現也非常不俗。也就是說，這市場絕大部分的增長是由這少數巨頭驅動的。甚至，如果將2005年設為基準100，七巨頭的市值指數已衝向3500點，而其餘近500家公司的市值總和，則幾乎在原地踏步。這種巨大的表現差異，源於它們對新經濟基礎設施的掌控。無論是輝達提供的人工智慧晶片，亞馬遜和微軟提供的雲端運算服務，還是Google和Meta主導的數字廣告，幾乎所有現代商業活動都離不開它們建構的平台。它們不再僅僅是產品或服務的提供商，而是新經濟時代的“基礎設施建設者”。歷史資料也證明了它們的韌性：在2020年的經濟衰退中，它們卻逆勢平均上漲了58%，這是反脆弱的表現：當物理世界陷入停滯時，數字世界的需求反而會加速增長。04. 從資本市場到社會結構這場新舊經濟的交替，正在深刻地重塑我們的社會、職業乃至未來的治理模式。對於投資者而言，這是一個充滿機遇也伴隨著巨大風險的時代。一方面，新質生產力對傳統生產力的“優勢”是一個清晰的長期趨勢。 另一方面，市場的高度集中也帶來了風險。摩根士丹利和法國巴黎銀行等機構已發出警告，指出當前標普500指數的頭重腳輕與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破裂前的狀況有相似之處，過度集中的投資組合可能非常脆弱。對於社會而言，這場變革帶來了效率的極大提升和創新的加速，但同時也加劇了財富分配的不平等。科技財富的集中，以及傳統行業崗位的流失，是每一個國家都需要面對的嚴峻挑戰。而巴拉吉的思考則更為深遠，他預言了“網路國家”（Network States）的興起。他認為，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，未來人們可以基於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，自願選擇加入線上社區，這些社區將擁有自己的貨幣（加密貨幣）、法律（智能合約）和治理模式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取代傳統主權國家的功能。正如馬車被汽車取代，蠟燭被電燈取代一樣，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帶來生產力的巨大飛躍，並淘汰那些無法適應變化的舊模式。我們正處在一個偉大的轉折點——世界的價值創造中心，正在從依賴物理資本和勞動力的傳統產業，不可逆轉地遷移到依賴資料、演算法和網路的數位領域。面對這場變革，每個人應對的最好方式是主動學習和適應。正如巴拉吉所建議的：“多用風險投資的視角思考，而非華盛頓的視角；多學習人工智慧，而非其他。”（Think VC, not DC; study AI, not DEI.） (TOP創新區研究院)
